“絕不允許高樓大廈背后還有棚戶區(qū)！”中心城區(qū)棚改三年清零行動鎖定成片棚戶，老城改造計劃聚焦零散平房。邁進新時代的天津，下大力氣解決發(fā)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。
“解決群眾困難，不要怕老百姓占便宜。”歷史舊賬，錯綜矛盾，各說各有理，以人民為中心才是最大的道理。夯實這個理，短短13天，130歲的都市漁村獲新生。
一年前如果您到津門，出天津西站北廣場，首先撞入眼簾的，是子牙河邊密密匝匝一片棚戶。
這里是天津最后的都市漁村——郭家菜園，與高鐵天津西站隔河相望，一個宏偉現(xiàn)代，一個低矮破舊。
“絕不允許高樓大廈背后還有棚戶區(qū)！”天津市委主要負責同志態(tài)度堅決。2017年起，中心城區(qū)棚戶區(qū)改造三年清零行動實施，總面積147萬平方米；2019年老城改造啟動，又將41萬平方米零散平房納入視野。短短13天，子牙河邊563戶人家全部搬遷。
“就像做夢一樣。”生在船上的胡順來，住進了97平方米的新居，從新家陽臺往外看，幾百米外就是曾經的漁村。漁村舊址，年內將建成子牙濱河公園，“這可是列進全市20項民心工程，寫入2019年天津市政府工作報告的！”
周圍高樓拔地起，漁村隱憂卻一天天加劇
都市洼地
九河下梢天津衛(wèi)。年過七旬的胡學明，祖輩從山東來郭家菜園落腳。1888年，子牙河邊開設了天津漁業(yè)公司，人稱“官漁行”，由此形成漁村。伴著子牙河粼粼波光，漁村走過130年。
48歲的胡順來生在漁船上，大一點隨父母在岸邊用秫秸搭窩棚而居，再大點，跟著大人撿磚頭，在堤上蓋起十幾平方米小平房。漁村不少人都有撿磚蓋房的經歷。384米堤壩上，住著563戶人家。
房子越搭越多，一點點蓋到河堤下。河水漲漲落落，人心七上八下。說起每年度汛，劉書梅奶奶心有余悸：“水離窗臺就差一塊磚！趕上下雨就甭睡了，擔心毛氈頂被刮跑，更怕碎磚房被沖垮。”
有點法子的都走了。剩下的，低保89戶，殘疾71人，家中有患癌癥等大病的56戶。眼瞅著周圍高樓拔地起，漁村隱憂卻一天天加劇。冬無暖氣，李紅一家因煤氣中毒被送過醫(yī)院。私接電線，走在電線桿底下能聽見超負荷的“滋滋”聲。最受不了的是563戶一個旱廁。生活垃圾往河里倒，夏天壓根兒不敢開窗。
幾代蝸居于此，基本都是親套親。“日子苦，外面的姑娘不愿嫁進來。”漁村媳婦穆鵬說。居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。在21歲的胡玉成印象中，父親每天的生活就是河里打魚，岸邊賣魚，家門口澡堂子泡個澡，回家倒頭就睡覺。小時候生病，媽媽抱他跑到醫(yī)院，卻不知道咋掛號。
“天長日久，這里像個封閉的罐子。偶爾來個生人，一眼就能認出來。”
“窩了一輩子，沒想到還能活著搬出漁村！”
危房困局
2018年5月14日，正值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天津、對天津工作作出“三個著力”重要指示五周年。上午，天津全市召開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“三個著力”重要指示推進大會。下午，紅橋區(qū)委常委會開到了郭家菜園，回到區(qū)委再開擴大會，具體研究漁村搬遷。
“在這里只是活著，離生活還有一段距離，離總書記講的美好生活還有很大距離！”能看到差距，是因為心里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漁村雖坐落紅橋區(qū)，卻位于25米河道大堤內，業(yè)務歸屬水務部門。漁民陸續(xù)上岸，幾經改制隸屬北辰區(qū)天穆鎮(zhèn)農工商總公司漁業(yè)隊，2006年漁業(yè)隊破產。1986年紅橋區(qū)為部分漁民辦了居民戶口，可大部分還是漁業(yè)戶口。500多戶中僅38戶有企業(yè)產權證，其余都沒正式房本，甚至沒門牌號。
百年危房，搬遷該誰管？依據啥政策？錢從哪里來？多年來，各說各的理。
以人民為中心才是最大道理。“今年汛期前，一定完成搬遷。”紅橋區(qū)委下了決心。
沒錢沒房，多方籌措。方案流程十易其稿，全區(qū)抽調80多名干部，千方百計協(xié)調來4億元資金。調配出1080套房源，保證每戶基本有兩套房可選。“不難不會拖到今天。既然下了決心，再難都要辦下來。”紅橋區(qū)國土房管局局長于鵬洲說。
在漁村住了48年的孫立萍，和其他居民代表一起被請到搬遷指揮部。聽到現(xiàn)場指揮、時任西于莊街道主任劉武說“一把尺子量到底，絕不會先簽協(xié)議的吃虧，后簽的吃糖”，孫立萍直點頭，“政府尊重咱，咱也信政府。”
補償款不夠的，托底保障38平方米住房一套。需要周轉房的，孩子因搬遷轉學的，行動不便的……居民的難，都有解決的招。丈量面積那天，穆鵬94歲的婆婆直抹眼淚：“窩了一輩子，沒想到還能活著搬出漁村！”
“解決群眾困難，天津這兩年總講一句話：不要怕老百姓占便宜。漁村搬遷，就是要把這話砸實。”紅橋區(qū)委書記李清說。
“漁村安置，安頓的不只是房子，還有人心”
攻堅硬仗
“感覺要打一場硬仗！”
36歲的動遷二組干部薛松記得，搬遷動員大會剛結束，指揮部里馬上鋪開地圖。薛松偷偷做足功課，“不能照背文件上的話，老百姓聽不懂”。
漁村安居就是一次基層社會治理考驗，既要打硬仗，又要下繡花功夫。
眼看鄰居們興高采烈搬家，李紅忐忑著撥通了劉武電話。她心里不平，父親去世留下一間房，明明她給家里貢獻大，為啥母親偏心把房都給哥哥？
劉武將一家人請到搬遷指揮部。這里有個流動法庭，紅橋法院賀長濱法官專幫著解決家庭矛盾。賀法官拉著李紅的手說，一看你就是個明事理的人，有啥委屈都可以跟我說。等李紅流著淚把話說完，賀法官又去勸母親和哥哥。一來二去，李紅心平氣和，李家的搬遷協(xié)議也簽了。
蝸居百年，一朝搬遷，陳年舊賬，紛紛起底。“漁村安置，安頓的不只是房子，還有人心。”賀長濱說。
最吃勁的時候最不能懈怠。謀定后動，精準施策，從2018年6月21日安置工作正式啟動，到7月3日563戶居民全部封房搬遷，不過短短13天。在補償金額不高于周邊的前提下，無一人對安置政策提出異議，無一人上訪，無一戶強制搬遷。
2018年7月13日，漁村搬遷總結大會召開。當天深夜，李紅和穆鵬不約而同發(fā)了條朋友圈。李紅寫道：今天我親身見證了共產黨的擔當，真遺憾自己不是個黨員……穆鵬留言：開完大會，我提出了入黨的想法，這是我的真心實意。
告別漁村不是終點。今年2月13日，年沒過完，西于莊街道就辦了場“情暖漁村”新春服務會，老街坊們都來了。50歲的杜素梅收獲最大，自己在一家餐館找到理想崗位，有殘疾的女兒也在天津銀雁外包服務有限公司謀了份打字員的工作。
“老街坊們約好，濱河公園開園那天，大家再來看漁村！”
